乌鸦眼前一亮，早就沉入历史的托儿所要回来了？！

嗨，我叫乌鸦。

近年来，生育率下降日益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

早在2016年，为了扭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国家放弃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年初至今的高峰。

然而，这种影响并没有持续下去，到 2021 年，出生人数降至仅 1062 万的历史新低。按照这个趋势，今年的出生人数可能比2016年减半。

从 2017 年到 2021 年，即使是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最多的省份，出生人口也出现了 40% 以上的下降。去年，多达11个省份陷入人口自然负增长，一些省份的出生率甚至更低。死亡率。

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在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中越来越佛系。对此，可以说从政策上考虑了很多措施。

上月中旬，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落实积极产假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产假政策并加快制定保障性租赁住房和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等措施。

这里的很多政策大家都很熟悉，有的地区甚至已经开始试点了，但其中一项新政策却让乌鸦大放异彩。

在政策吹风会上，社会发展司副司长、国家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郝福清表示，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看管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但现实中供给相对不足，尤其是普惠服务供给存在不足。

因此，《意见》将进一步明确降低托儿机构运营成本、提高托儿服务质量等具体措施，支持托儿服务事业发展。

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沉没已久的托儿所又要卷土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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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林克导演拍了一部电视剧《啊摇篮》，讲述了1940年代抗战时期，党中央为保卫红色后裔而浴血奋战的许多革命工作者的革命经历。委员会在延安成立托儿所。

而且这部电视剧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剧中的中心幼儿园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宗政幼儿园。

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政府和中共的领导下，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都建立了托儿所。

1938年，宋美龄在官方刊物《妇女新运动》中主张，为了让妇女有空余时间参加抗战，应设立托儿所和公共食堂，减轻她们的负担。家庭。之后，在国民党辖区陆续设立了许多托儿所怎么开办托育中心，收留难民、工人家庭、军人家属的子女。

1946 年出版的“幼儿园食谱”

同时，中共领导的苏区和陕甘宁边区也开设了托儿所。在边境大大小小的托儿所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摇篮”的“洛杉矶托儿所”。

这个托儿所始建于1940年，原名 ，后来因洛杉矶朋友的馈赠而更名。许多二代孩子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包括劳动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劳动妇女托儿所、工厂托儿所。

新中国成立后，托儿机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据北京日报1953年1月7日《我国卫生事业新面貌》报道，到1951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托儿所14435所，比建国前增加了113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主要强调国家和集体的责任，福利性质明显。设立托儿所的主要目的不是教育幼儿，而是减轻妇女育儿负担，促进她们参与劳动。

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女职工工作会议将育儿社会化与普通工人阶级妇女的解放联系起来，指出公众对家务劳动和育儿的支持是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的前提。和公共活动。

为方便妇女投资生产建设，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要求各级组织积极建设托儿机构。该条规定：“实行劳动保险的企业女职工有20名以下四岁以下子女的，企业需要自行或与其他企业共同设立托儿所。”

1958年，在北京的实验幼儿园，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如此大规模的托儿所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中国女性的生产力。

以北京为例，1949年，首都的女职工只有4800人，到1953年，增加到了4.50000人。女性的职业道路也越来越宽——女铸造工、女钳工、女车工、女电工、女焊工……

历史上许多女性从未做过的工作都由她们承担，许多人成为了劳动创造的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

除了解放女性的生产力，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是国家大力发展托儿所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5年里，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托儿所已成为社会刚需。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为托儿所的建设和持续经营提供了可靠的制度和资金保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建设由国家和单位投资。

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工矿企业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条例》，要求各工矿企业、企业独立或者合办幼儿园，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本单位员工的子女。包含在每个单位的预算中。

这样，绝大多数工人家庭可以享受免费或低价的托儿服务，通常只需要承担孩子的伙食费。

1956年5月，国棉一厂的苗圃里，女工们兴高采烈地从护士怀里接过婴儿

托儿所数量持续增长的趋势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当时国民经济形势严峻，托儿所数量开始缓慢下降。

到了十年运动时期，建国十七年确立的学前教育政策被彻底否定。托儿所的生活、体育活动，甚至饭后用餐巾纸擦漱漱口，都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被占用和解散，校长受到批评，护士被迫转行。新中国的保护事业受到重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活动结束。改革后，国家的重心又回到了经济建设上。一如初建时，为解放“半边天”的生产力，解决女性工作后顾之忧，再次发展育儿事业而受到关注。

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妇联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全国妇联副主席罗琼表示，妇联要加快发展育儿事业，解除员工和会员的后顾之忧。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优生优育”的概念应运而生，国家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助力育儿事业的再次发展。 1979年全国托儿所工作会议纪要倡导机关、部队、学校、工业、矿山、企事业单位积极恢复和设立母乳喂养室、托儿所、幼儿园。

1980年1月，国务院幼儿园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学前教育领导机构。

由于国家对托儿工作的重视，从1979年到1980年，全国托儿所招收的儿童人数不断增加，托儿所的数量逐渐恢复，托儿所的费用大多由国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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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解放女性的生产力

据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所8.8万所，在校儿童超过3400万，入学率为28.2%。

在此期间，托儿所类型复杂，由不同部门管理。厂矿托儿所由厂矿管理部门、工会、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属于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托儿所由卫生部门设立；机构和学校托儿所属于自己的单位。

1981年，团结湖街道办事处在居民集中的居民楼附近开设了第一个托儿所

国家为托儿所赋予了新的地位。 1980年，卫生部发布的《城市托儿所工作规定（试行）》明确指出，托儿所除解放妇女劳动外，还承担教育3岁以下儿童的任务。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育儿工作也肩负起了教育和提高人口素质的重任。

然而，几年后，我国进入了市场化改革时期。 1984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单位制的解体，导致托儿服务作为职工福利逐渐与单位分离。

1988年国家教委等8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强幼儿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养育子女是子女父母依法应尽的社会义务。幼儿教育不义务教育。送孩子入园的家长要承担一定的托儿和教育费用。”

这意味着家庭需要从市场上购买托儿服务，强调家庭的养育责任。

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企业对自办托儿机构的投入资金参差不齐，很多自办托儿所倒闭或回归市场。

北京第三棉纺织厂苗圃

因此，在这个阶段，托儿所的数量有所增加，但速度明显放缓。根据1993年全国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得到的数据，1992年全国托儿所数量为10268所，不如建国初期。

但这是日托的低谷吗？

不，这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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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19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

自此，托儿服务由原来的公有制为主，逐渐转向公私市场并举的局面。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3岁以下儿童的托儿所数量开始急剧下降。

为什么？

首先，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在学前教育的发展中更加重视3-6岁幼儿幼儿园的发展。

1992年发布的《19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为1990年代中国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设定了主要目标，其中包括“35%的3至6岁儿童进入幼儿园（班)”，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学率没有明确要求。

随着托儿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对托儿业务的财政性资金不断缩减。据教育部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国家拨款占学前教育经费总额

@1.约3%，大部分用于幼儿园教育。

其次，1990年代国企改革明确提出“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曾经不愁吃喝的国企托儿所正式落户进入历史。

1995年《关于多市分立企业，分清富余人员社会职能的意见》指出：企业，具备条件后将逐步推向社会。 ，由政府管理。很多企业自办的托儿所，由于资金有限，移交给地方政府后也没有得到维护。

1989年，国家和企业提供的公共托儿服务机构占全国托儿服务机构的90%以上。到2010年，国有、集体托儿所基本消失。

最后，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接受托儿服务的婴幼儿人数逐年大幅下降。一些民办托儿机构招收困难，入不敷出。民间资本大量退出托儿市场，严重阻碍了托儿机构的发展。

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托儿所数量持续减少。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次《教育统计报告》显示，与2000年相比，短短五年间，集体托儿所数量减少了56668所。 , 急剧下降 70%。其中，托儿所消失的比例远大于幼儿园。

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幼儿园设立的独立托儿所逐渐停止运营，托儿所数量也有所减少。 2015年，上海独立托儿所仅有35家，比2011年减少21家，托儿所数量仅为5222家，比2010年减少3000余家。其中，全市婴幼儿总数约80万。 0-3岁四个年龄段，只有0.65%可以上幼儿园。

2000-2014年上海幼儿园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只有2.03个席位，与“十四五”提出的4.5个目标相差甚远计划”大纲。这个曾经伟大的托儿所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育儿挑战。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没有托儿所只不过是个麻烦点。三年来，父母和长辈一直陪伴着他们的孩子。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育儿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正在慢慢显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直接的影响是半边天的员工队伍。当今社会，职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越来越严重。

为了照顾孩子，许多家庭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聘请保姆，长辈不愿照顾孙子或缺乏照顾孙子的能力，家庭中的女性往往不得不放弃她们的工作成为全职妻子，不仅影响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会让很多雇主在招聘女员工时经常放弃招聘或提出严格的要求。

日前，一封要求女性员工怀孕自愿辞职的公司豁免信在网上引起关注。承诺书内容为：“本人郑重承诺，本人在本公司工作期间一旦怀孕，本人自愿辞职，并放弃本单位的任何经济补偿及相关法律责任。”

这种毫无根据的承诺虽然没有法律依据，但职场对女性的恶意可见一斑，职场未育女性的前途不容乐观。

为了事业，一些女性不得不继续推迟生育年龄，甚至根本不生孩子。低生育率必然使托儿所的维持越来越难，生育率的降低和托儿所的数量将陷入恶性循环。

但是更多的托儿所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真的。

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是普遍问题。

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大力建设托儿所。

如下图所示，主要发达国家2、3岁前儿童入学率普遍保持在25%~55%之间，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入学率较高。

如图所示，2014年部分国家和地区0-2岁幼儿保育入学率与生育率呈显着正相关

例如，法国作为欧洲人口大国，以其高品质和数量众多的托儿所而闻名。目前，法国大约有<@1.20,000个托儿所，其中大部分是公共的，约占70%。 %，其余为社团或私人托儿所，后者可分为团体托儿所、家庭托儿所、日托机构、亲子中心等。

法国国家幼儿观察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法国3岁以下儿童接受托儿服务的比例达到59.8%。

法国的政策是地方政府提供资金，鼓励企业、社区和政府与政府合作建设和运营托儿机构。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可以免费进入托儿所。这种类型的托儿所遍布法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通常每天开放长达 11 小时，法定节假日和夏季除外。

而法国人每周只工作35小时，工作之外的时间很多，浪漫的法国人难道没有时间造人吗？

2017年，马克龙参观法国贫困家庭托儿所

另一方面，在996之外，辛勤工作的北漂、沪漂、沉漂，要日夜照料孩子，为了生孩子，已经筋疲力尽了。二胎？真的要谢谢你们，制作组的驴子总得有时间睡觉吧？

因此，全面放开二孩以来的各种补贴和假期，是有好意的，但难有结果。只有在大规模托儿系统的条件下，才能彻底解放哺乳父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才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但不一定。托儿所只解决出生的问题。未来，孩子的教育、生活成本甚至房价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念。托儿所只是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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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怎么开办托育中心，我国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提高生育率。在托儿服务领域，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了自己的扶持政策。

绍兴市制定了一项巨额财政补贴计划，直接向托儿所发放资金。

绍兴市卫健委、财政局、教育局联合印发《关于在绍兴市推进优质“浙江好教育”民生实践工程的指导意见》，鼓励多渠道发展普惠托幼服务，建立一个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基础、以机构为基础的婴儿护理服务体系。

绍兴一所幼儿园

为进一步鼓励托儿机构和婴幼儿托儿服务点高质量发展，绍兴市对三类服务机构给予补贴。对注册的托儿所给予建设资金补贴和运营资金补贴。

如果新增两个班或以下，政府一次性补贴10万元；增加两班以上的，政府一次性补贴20万元。运营中，对经认定符合三、二、一级标准的普惠型托儿服务机构，按每个学生每月平均500元、700元、900元给予补助。

为尽快增加托儿机构数量，上海试点建设社区托儿服务婴儿房，打造15分钟托儿圈。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已连续四年开展“学前儿童保育工程”。前三年，上海每年新增50个普惠托儿所，今年将新增60个，以满足更多有学龄儿童的家庭。需求。

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表示，截至3月底，上海市已确定68个普惠幼儿园，9月底前全部建成。

上海静安：小区“宝宝屋”投入使用

芜湖市湾仔区把婴幼儿护理服务作为民生工程，着力增加普惠护理服务供给，重点发展婴幼儿护理服务在要素保障、融合创新、护理结合、团队建设，在综合监管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推动从“好孩子”向“好孩子”转变。

在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方面，区卫健委、区发改委等16家单位联合印发的《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实施方案》，和区教育局。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分工明确，为规范婴幼儿保育服务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中央顶层设计层面，17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指导意见》聚焦“基础、普惠、投资、收费、减负”五个关键词。

基础是加强基本公共服务。 《指导意见》提出，拓展社区托儿服务功能，完善育婴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实施公共托儿服务能力建设工程，突出幼儿基本生活保障。

包容，就是着力增加包容性服务。发展公办托儿机构，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支持用人单位组织建设社区服务网点，探索家庭托儿所模式。有条件的幼儿园也可以向下延伸。针对2-3岁婴幼儿，通过以上渠道，鼓励多方参与，有效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投资就是加大投资支持力度。扩大苗圃建设项目申请范围，对中央预算内投资给予建设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普惠项目给予适当支持。通过中央投资的支持和引导，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入，共同加强托儿服务业能力建设。

收费是为了规范各种服务的收费。明确公办托育机构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加强普惠托育机构收费监管，合理确定托育服务价格。

减轻负担意味着减轻组织的运营负担。除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支持外，托幼机构的水、电、热均按居民生活费实行。各地还要出台支持托育机构发展的一揽子政策。落实疫情期间救助政策的应急响应机制。

放弃了30年的幼儿园，今天又捡起来了，虽然这意味着大量的资源和天价的投资。但乌鸦认为这是值得的。托儿所解放的不仅是半边天的生产力，更是中华民族的未来。

社会的反应已经出现。据统计，我国0-3岁婴幼儿人数超过3700万，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对育儿有强烈需求。但同时，以北京为例，目前日托行业中，非营利机构占比仅为4.4%，招收托儿几乎成了“贫富分界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策入市，我们该如何纾困？

这不是一项新的投资，而是偿还欠款。毕竟谈及女性生产力和婴儿出生率，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参考资料：

梁建章《中国为何缺少托儿所》

论文《幼儿园的“前世今生”：新中国成立后幼儿园的变迁》

北京日报《家庭托儿所解放“妈妈”生产力》

南都观察“中国的苗圃，为何消失”

观察者网《婴幼儿保育困境：机构招收不满，家长无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