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我们理论话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但对其含义缺乏深入的研究。当代日本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追求美德》一书中对“实践”的概念进行了独特的阐述，强调古典伦理学中的“实践”是对社会美德传统的历史借鉴。活动。这些美德传统中的“实践”观念在道德理性的启蒙工程中被颠覆，引发了伦理道德生活的现代性危机。陈家英院长借鉴麦金太尔的相关思想，在其《什么是美好生活》一书中提出了“实践传统”的概念——“一种活动从事某种类似的方法，更多的人去做，导致一个实用的传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道行成道”。陈家英从“实践传统”的角度出发，展开了他对“实践”的独特思考，比如实践中的示范、权威等重要作用。通过简单的翻译，陈家英从麦金太尔思想中延伸出来的“实践传统”概念在学术界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梳理和解释这个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生活及其历史状况。
在“追求美德”中，麦金太尔将“实践”解释为具有内在良好（良好）追求和良好（）标准的人类活动的这些协作模式。实践卓越的标准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各种实践都有历史，游戏、科学、艺术都有历史。因此，标准本身并不是无可争辩的，但我们不能否认目前已知的东西。” . 最好的权威标准，一个人进入实践。麦金太尔的“实践”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二是对内在善的追求；其一是传统权威所产生的卓越标准。陈家英澄清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初地位是示范而非理论，标杆权威是各种实践内在卓越性的体现，制度权利不同。
麦金太尔对实践的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区分继承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亚里士多德通过内部善和外部利益来区分实践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为进一步的使用服务，对生产者来说，它是有回报的，结果是外在的、从属的利益，而行动的善是内在的和最终的，做得漂亮本身就是目的。出于这个原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非常属于具有内在善良的行动和沉思的生活。修行的内在善，不仅是一个人享受的内心的平静和快乐，而且是行动的卓越（），即美德。麦金太尔强调实践中卓越的标准是历史产生的，而这些历史产生的标准就是美德的传统。在这方面，实践的内在善也具有历史和社会客观性，而不仅仅是主观感知。麦金太尔试图利用这些历史客观性来反对自 19 世纪甜蜜主义以来对善的各种情感主义和主观解释。
通过阐明“实践”的传统维度，麦金太尔提出了一种关于自我和美德的叙事观点。在叙述性的自我观察中，“我的生活故事穿插着这些社区的故事，我从中获得了我的身份”。在这样的故事中，德性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维持修行的内心善的基本保证，也是其内心善的主要表现。麦金太尔提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时代，讲故事一直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古代英雄社会中，理解一种美德就是“理解它在特定类型的故事中的位置”。诸如阿喀琉斯的勇敢和奥德修斯的足智多谋，在各自的故事中都有解释。通过诠释英雄故事的美德，散文和传说成为最早重塑西方实践传统的人。
“实践”在我们的论理话语(1)(图)
麦金太尔的叙事自我观和美德观立足于西方叙事文学传统，侧重于史诗、传说、小说等文学叙事。在中国，虽然实践传统的叙事也表现在散文中，但更重要的载体是历史书写。 《史记》、《春秋》、《史记》等历代正史，都是中国修行传统的书写者和塑造者。所谓“六经都是历史”，可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六经作为皇室政治经典，是皇室实践的传统叙述，不是空谈。史书上的道德书写，不仅突出了美，贬低了邪恶，而且构建了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完整的道德和评价标准，如历史评价中的时代名称。早期史书的人物评价传统是中国后世人物评价的源泉，人物评价深刻影响了起源于六朝的诗书画书等艺术实践的评价方式。
历史写作和艺术鉴赏中的评价之所以是形成相关实践传统的基础，是因为它的评价是基于政治和艺术实践的内在良善和内在品质。权威高度独立于政治权利及其机构。在中国古代，史官、封地、君王不能随便开除，尚有正宗书写的传统，这是其叙述和评价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基本保证。同样，权威的艺术作品是由博学和有思想的人制作的，他们深知相关实践的内在良好标准，尚未被涉及外部利益的官方或商业机构垄断。专家权威构建的评价标准也能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形成优秀标准的共识，进而推动相应实践的内部完善和繁荣。中国唐代的美德传统与相对独立公正的历史书写、诗词书画实践的发展、高级评价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超越悲欢离合和关心利益的美德是人类生命中的奇迹，不同于植物的是人的尊严。但美德的修行也是脆弱的。它仍然受到追求伪装、权力、名誉等外部利益的迫害和冲击，并受到内部精神力量崩溃的威胁。然而，传统的叙事和实践评价却保存和保护了风雨。就像黑暗中的美德奇迹。事实上，实践传统也有其追随、保守甚至死板的一面。为此，各个文明的实用传统或多或少都在不断创新。
陈家英强调，启蒙运动是意识形态层面击败传统的关键诱因，“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不同于在传统中不断批判传统——启蒙运动提出了传统与传统的分离理性的观念，因此，它对传统的指责和批判是整体性的，从根本上动摇了“应有的传统”的观念”。但是启蒙运动自决的思想主张只动摇了实践的传统，并没有动摇实践及其美德本身。启蒙运动在伦理政治生活中的野心是为人类普遍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奠定坚实的基础，突破传统道德生活的地域性、等级性和限制性，建立新的清单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启蒙运动确立的道德理想只是一种理性的应该，脱离了历史人群的实际，加深了应该与现实的差距，这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尤为突出。麦金太尔强调，夺走传统根源、丧失自然目的论信仰的启蒙道德工程注定要失败，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道德后果：一方面，一味追求外在伪装的官僚主义监狱另一方面，理性是各种情感主义和多元主义，它们将美德和善良归结为主观情感认同。这就是麦金太尔所阐述的“超越美德”的现代世界的道德困境。
在修行传统衰落的现代社会，美德的身份受到冲击，个人生活的真正追求与家庭和社会的期望之间的张力加剧。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后德”中对启蒙教育机制的看法，家庭和社会的期待往往只是当前工商业潮和官僚制度的成功，而不是古老而崇高的实践传统的余辉；另一方面，叛逆的家庭和对社会期望的个体化追求，往往表现为主观的、私人的、边缘化的自我放逐对启蒙教育机制的看法，这与追求普遍解放和理性自律的开明大师不可比。那么，追求个人本真与主流社会价值观相悖的问题，有没有希望解决呢？作者说：“危机在哪里，储蓄也在增长。”成长来自重新扎根。开明的理性人需要达到更完整的自我认识——生命的尊严在于修行的真谛，修行的内在美好需要历史和社会的坐标来定位和延伸。美德之树需要历史的沃土，无法在自我放逐的沙漠中茁壮成长。在这种尊重实践传统的独立自我建立的基础上，人类精神的美德可能会重新散发出其内在的芬芳。当今社会尤为紧迫的是重建各种实践中固有的权威评价传统，使个人内在善良与家庭与社会期望的崇高追求之间的任意冲突能够在美德传统的分享中得到调解。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
